如何避免“动物与人争食”——基于湖北神农架下谷坪土家族乡的生态人类学考察[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8-08-12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 任国英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警示牌。 资料图片

  湖北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建立时间较 早,拥有当今世界北半球中纬度内陆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以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闻名于世。庞大的森林生态系统发挥着涵养水土、调节气温、改善空气、抑制瘟疫的重要作用,被称为“华中绿肺”。下谷坪土家族乡是神农架林区唯一的少数民族乡,人们常用“一河分两区,保护占半璧”“交往无疆界,跨河身份异”来描述下谷坪乡的地理格局和文化生态。下谷坪文化以土家族文化为主流,外受巴蜀、荆楚、殷商文化的渗透,内受神农、山林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交融、多元化特征相辉映的特色文化。那里还有优美而古老的传说和古朴神秘的民风民俗,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山原始生态文化圈。

  近几十年来,国家在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实施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生态环境建设使绿水青山成为当地土家族人的重要财富。同时,绿水青山也成了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宝地。近年来,下谷坪土家族乡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三大工程,生态环境不断优化,野生动植物休养生息,野生物种种群快速增长,金丝猴、苏门羚、金钱豹、齐口裂腹鱼等濒危动物开始出现。但同时,猕猴、野猪、黑熊的经常出没也给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几年前,在田野调研中,村民们向笔者讲述了动物与人争食带来的烦恼。
 
  根据当地农民的估计,在兴隆寺村第三村民小组周围的几座山里,大约就有400只至500只猕猴,每年农历七月玉米成熟的时候,这些猴子就成群结队地到村里来偷食。
 
  “通常一个猴群会有一个领头的站在高处放哨。它一旦发现玉米地没人看守,便会发出信号,让小猴子们下山掰玉米吃。看到有人来,就放出信号让猴子赶紧撤。”
 
  事实上,即使村民们发现猴子下山偷玉米,也只能吓唬吓唬它们。出于自然保护区法律、法规的约束,当地人不能对它们造成任何形式的伤害。
 
  “我们农民有什么办法,对这些破坏庄稼的动物既不能碰又不能打,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们横行霸道。我们只想出一些土法子,但这些动物精怪得很,土法子也是一时有用,过一段时间就完全没作用了。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在保护区,一点都不能伤害这些动物。曾经有人提议在农田周围围上铁丝网,可是万一把动物搞伤了,是要坐牢的呀!我们当然不能允许这么干。”
 
  由于地处山区,住房只能建在面积很小的山坳里,而粮田则选在离房屋较远的坡地上,这也为猕猴偷食玉米提供了有利条件。
 
  面对动物们的“来访”,当地人想出各种方法来应对。猕猴、野猪向来害怕鞭炮的声音,一开始人们主要通过燃放鞭炮来驱赶它们。后来,由于鞭炮的造价太高,村民们用不起,就用村里的高音喇叭模拟出鞭炮的声音来试图吓走动物。起初的时候,这种方法还比较灵验。但时间长了,动物们对声音产生了“免疫力”,鞭炮声不仅吓唬不走它们,反而成了它们偷吃农民粮食时的“配乐”。
 
  “这仅仅是猕猴的侵扰。它们只掰玉米,损失还不是特别大。有些玉米被猕猴掰下来,人还能捡回来吃。野猪就不同了,它才不管吃不吃得了,只要到了玉米地、红薯地里,就开始‘拱’。不管玉米有没有成熟,全部连根拔起。黑熊也是如此,它一抱,直径一米范围内的玉米就全毁了。”
 
  黑熊和野猪这两种动物对人的威胁很大。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就遇到几起因乡民驱赶自家地里的野猪而受伤的事件。若是黑熊来到地里,村民往往只能任其胡作非为,根本不敢去和它“抢”粮食。
 
  “野猪主要是吃秋天的苞谷、红薯和春天的土豆。它们喜欢一起行动,在白天雾气大的时候或者晚上麻麻黑的时候来,用鼻子拱地,找这些东西吃。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比如把木头桩子钉在农田周围,然后再用葛藤围起来,或者用磁带线缠起来。野猪最初看到这围成一圈的东西会有点害怕,但后来就不怕了。这些办法都不是长久之计。我们也晓得野猪怕火,但是在保护区里是不能点火的,万一引起山火,那可不得了。”
 
  当地群众面对这样的局面显得束手无策。
 
   “我们家退耕还林后还有5亩多地,种了洋芋、苞谷、红薯,但是去年几乎被猴子和野猪搞光了,颗粒未收。退耕还林保护环境是对的,可是现在环境受保护了,动物的出路有了,我们的出路却没了。现在粮食这么贵,我们根本买不起。”
 
  下谷坪乡的大量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野兽侵害,再加上每年的风灾和其他自然灾害,很多村民到秋季已很难从自家耕地中获得粮食。
 
   “在山上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动物比人精贵,你不敢弄它,它的胆子就越来越大。刚开始人有点响动,它就赶紧跑,生怕人打它。久了就知道你不会去搞它的命,胆子就越来越大。高音喇叭、鞭炮,这些我们家都试过,开始还管点用,后来到苞谷快熟的时候,就只能在地里搭棚子守着,可是人受不了啊。地又不在家门口,也不能一天到晚都在地里。前两年,我家那口子为这些事情没少掉眼泪。没办法!后来政府有了生态移民的政策,我们正好是独门独户,符合条件就搬下来了。买房子花了6万,政府补贴了1万6。搬下来是没有动物了,可我们也没有什么田了。原来的地就荒在那儿,不可能每天走这么远的路去管。现在租了别人家的两亩地,种了些小菜。没有地种粮食,要花钱买,可现在的粮价太高。在山上愁,现在下山也愁。两个女儿要读书,学费、生活费是一大笔钱。外面小工也不好打,挣得也不多。”
 
  对于抢了他们粮食的动物,当地居民深恶痛绝。兴隆寺村一个村民小组原本40几户人家,因为不堪忍受猴子、黑熊和野猪的侵扰而被迫搬迁,现在只剩下十几户。剩下的居民不是不想搬,而是没有搬迁的资本,只好忍了下来。
 
  面对人与动物之争,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原则是以保护动物为先,地方政府的发展策略主要是建设好自然保护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旅游经济,同时也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但搬迁的居民多数是遭受地质灾害影响较大的群众,那些受到与动物争食困扰的大部分居民并不包括在内。因而在政府层面上,这一问题也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政策上如何使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百姓生存取得平衡,可以说是当地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
 
  近些年,在我国各地,尤其是在自然保护区内,人与动物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如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人象之争”、贵州麻山地区的“人猴争粮”等。这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和妥善解决,协调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尤其是协调好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当地经济便难以发展,人与动物的争端也永无休止。  
 
  事实上,动物与人争食的现象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神农架土家族人的传统办法和国外解决类似问题的成功经验,应该可以带来一定的启示。
 
  长期以来,有计划地合理猎杀野猪等与人争食的野生动物是土家族人采取的解决动物与人争食问题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一定数量的合理猎杀,能阻止野猪等野生动物无限制地繁衍,既维护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也避免了野猪等动物与人争食现象的广泛发生。但是,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禁止猎杀野猪等野生动物,这种最有效的手段无法发挥作用。当然,政府担心一旦放开禁令,可能发生过度猎杀,这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近年来,在国外,野生动物与人争食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成功经验值得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借鉴。下面举3个典型案例。
 
  案例1:

  用蜜蜂阻止大象破坏农田
 
  从2009年开始,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和一个名为“抢救大象”的动物保护团体,在东非国家肯尼亚的17个村庄做实验。他们在每个村庄四周坚立10根柱子,每根柱子上挂一个蜜蜂窝。在两年间,野象共有32次试图闯入这些村庄寻找食物,但每次都被蜜蜂吓跑,只有一头公象曾经穿过蜜蜂防护网,进入村庄。这一做法对肯尼亚农民大有帮助。
 
  案例2:

  用胡椒粉赶走大象
 
  非洲人采取在庄稼地四周种上几排胡椒树的方法,建造一个足够“辛辣”的天然屏障来驱逐野生动物。农民们还把胡椒粉直接撒在空气中,侵害农作物的哺乳动物受不了胡椒粉的味道,这样做也能把这些贪吃的家伙赶走。非洲一些地方早在1997年就开始采取“用胡椒粉赶走大象”的办法。种植胡椒树让非洲不少地方的人一举两得,因为胡椒本身也是一种有价值的经济作物。

  案例3:

  采用科学猎杀和节育的

  办法控制野猪头数增加
 
  德国柏林被称为“绿色首都”。近年来,柏林生存着近1万头野猪。它们的存在为城市增添了很多情趣,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影响交通、破坏花园等。为了对野猪的总数进行控制,柏林市政府招聘40多名都市猎人射杀野猪,每年达几百头。他们主要猎杀1岁左右的野猪,放过那些野猪头领。因为如果杀了带头的野猪,年轻野猪会更加肆无忌惮。德国一些城市还对野猪采取节育措施。柏林野生动物研究所已经成功研制出一种控制动物生育的疫苗,这种疫苗可以使野猪暂时失去生育能力。
 
  无论是神农架土家族人的传统办法还是国外的经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不破坏当地居民生计的前提下,解决野生动物与人争食的问题。这些做法不是把人和野生动物、人与生态环境对立起来,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如果说,过去曾经因为人类不加限制地攫取自然资源而出现了生态失衡的话,那么现在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仅仅限制人类的行为来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其结果还是破坏了原本平衡的生态系统。
 
  人类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观念上的转变。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现代化的高度发展带来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于是,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学术界也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弊端。在此背景下,重视保护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深生态学”思想开始出现,从而改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这一过程中,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物中心主义”思想取代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西方发达国家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同样也在“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的驱动下,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包括“深生态学”等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思想理念也传入中国。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政府调整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思路,开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出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然而,一些地区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由于“矫枉过正”,出现了诸如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内动物与人争食的现象。
 
  在制定和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时,“深生态学”倡导的人与其他生物平等的基本理念值得推崇。这一理念认为,生物圈中的所有个体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有生存与发展的平等权利。主张整体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生态学”,强调“以人为本”“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坚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应当成为制定及调整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重要依据。就神农架下谷坪土家族乡动物与人争食现象而言,只有充分考虑到人的基本生存权利,避免“极端生物中心主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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