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 精神永存[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8-07-14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闪耀人生照亮中国舞蹈史学事业

  ——痛悼恩师王克芬

  □ 江东

  著名舞蹈史学家、教育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王克芬,于7月7日上午10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规矩,每年4月1日,我都会带着我的学生们来给王克芬老师过生日。只是没想到,2018年的这一次,竟是我们给她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连续多年的生日合影,永远地定格在了这一天……照片上她的笑容灿若仙霞,是那般纯真剔透、明亮动人。

  初见王老师,是30年前的事了。1988年,刚刚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我,开始了为期3年的硕士学习历程。在恭王府门口,我平生第一次遇见王老师。那天,我们几位同学一起外出归校,快到位于前海西街恭王府的校门口时,迎面遇到一位朴实的中年妇女。只见她神态认真地跟李丽明交谈了几句。待她离开后,李丽明跟我说,这就是她的导师王克芬。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克芬老师!对于读着王克芬著作准备考研的我来说,“王克芬”这个名字可真是如雷贯耳,她遒劲的笔力和渊博的知识,一度让我误以为这是一位男性。如今,这位作者就在眼前走过,让我一时有些难以自持。

  我们这班同学真是幸运,给我们上舞蹈史课程的,是中国舞史“四大家”——孙景琛、彭松、王克芬和董锡玖。能由这些名师大家把我们领进门,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学术起点和学术生涯而言,都可遇而不可求。

  王克芬老师为我们讲授“唐代舞史”和“明清舞史”,刚好对应《中国舞蹈史》(史称“五小本”)她所撰写的部分。那时,我们最佩服的就是她的本分、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学术积累和规范的学术方法,这些都是我走入学术之门的榜样。

  1994年,我获得了国家教育部的公派高访机会,赴印度访学一年。种种机缘,我也由此开始了对王克芬老师的追随与学习。

  我跟王老师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亦师亦友的。

  王老师并不嫌弃我才疏学浅,反而对我的一些特质非常看重。比如,我在外语方面的长处,从一开始就很受老师器重。最初,我帮老师翻译一些简单的名人录等,我一丁点儿的付出时常会得到老师万分的珍重。不久,她就提出,让我为她撰写的、即将由中国台湾出版的“图史”工作做翻译!对于这样的信任,我当时十分惶恐,因为我深知这项工作的难度,怕辜负老师的劳动成果。在王老师的鼓励下,我勇敢地答应下来。经过3年的努力,我终于与王老师一道跋涉完这座“大山”。当《中华舞蹈图史》的精美图集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的感念可想而知。没有老师的信任和关怀,我无论如何也做不成这项工作。

  与王老师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让我们共同完成了许多个项目。从《辞海》的修订到《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的写作并获奖,到共同主编《戴爱莲纪念文集》,再到由我担任她著作的英文翻译《日本史籍中的唐乐舞考辨》,我与王老师结缘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在学术工作中快乐度过的。其间,我亲眼目睹了王老师对于学术工作的认真与严谨,她在舞蹈史料上所投入的巨大心力,让她成为中国舞蹈史料的“活字典”。她那几乎无人能及的渊博知识和对舞蹈史长期研究所积累的心得与经验,让她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舞坛上的一代大家和楷模。

  与老师的相处,感受最多的就是开怀与无间的亲近。

  2005年,我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做王老师的博士生,成了她的正式弟子。博士阶段的学习,让我进一步体味到王老师的人品与学品。跟王老师的交往已经可以说是“无缝衔接”,没有任何隔阂与距离。王老师的谦逊与善良常常让我深感震动,她会经常对我说,在很多方面她是小学生。比如,她虽已80高龄,竟然跟我学如何使用电脑。为了让她能在电脑上有所进展,我还教过她汉语拼音和英文字母。

  王老师待我就像待亲儿子一样,不但在学业上不断鼓励我,同时也在生活中对我关怀有加。每次去老师家,都会得到她细心款待。我跟老师相处得极其融洽,她经常会被我逗得哈哈大笑。我们一起去日本进行学术交流,一路上都是在欢声笑语中度过的。

  王老师90大寿时,我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时任所长欧建平带着多位同学前去拜寿,她快乐得像个孩子。我们还特别与《舞蹈》杂志共同策划做了一个王老师九十大寿的专题。被鲜花簇拥着的王老师那充满喜气的笑容,出现在了《舞蹈》杂志的封面上。老师看到这期杂志时,没有一丝一毫的狂傲,一生的荣耀在那一刻幻化成一缕舒心的宁静与淡泊。封面上的她,笑得是那么简单、那么至纯、那么生动,一如她的人生。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

  为人与为学的楷模

  ——我的导师容观夐教授

  □ 麻国庆

  容观瓊(即容观夐、容观琼)1922年2月22日生,2018年7月2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曾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人类学会理事、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顾问,中国百越史研究会名誉理事。

  1986年9月,我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容观夐教授。在此之前,我对于人类学可谓一窍不通,考研究生靠着当时的记忆力,背了一些资料应付过关。但考试过后,只剩下几个串连不起来的概念。就这样,在大脑对人类学还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我匆匆地投入了容先生的门下。

  容先生1946年毕业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分别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人类学研究所。1950年,怀着爱国爱家的热血情怀,他回国开始了人类学教学与研究生涯,先后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广东法商学院社会学系、中南民族学院工作及中央民族学院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

  1954年夏,容先生受原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指派,与时任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的严学宭教授及他的同事、好友刘耀荃等,会同有关部门对海南岛黎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研究。这是中国学者在黎族地区进行的首次系统的调查研究。

  之后,容先生的足迹踏遍中南5省、区,对瑶、苗、壮、侗等少数民族进行田野调查,编写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其中包括《黎族简史》《少数民族服饰》《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下)》,以及广西壮、苗、仡佬、毛南等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1981年,身居中央民族学院的容先生,接到了回中山大学与梁钊韬教授等复办人类学系的调令。回到阔别了几十年的母校后,容先生全身心投入到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上来。1981年至1985年,他一直担任人类学系的副系主任,为系里的教学和科研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退休后,他还返聘回系里给学生上课。他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很多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其中很多课程如人类学概论都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学校园里最早开设的。直到今天,容先生所编的讲义,仍然可以视为国人自编、经得起考验的教科书典范。

  容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之广,有很深的造诣,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这和他对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及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这些集中反映在他的代表性著作《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和《民族考古学初论(与乔晓勤合作)》及他的系列论文中。

  1990年春天,我和李泳集学兄一道与68岁的容先生赴广东、广西和湖南三省交界处做关于瑶族的调查。此次调查,容先生主要是为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搞清瑶族的族源以及岭南民族文化走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及现状,是容先生研究中国南方民族史的一大特点。

  容先生在对南方民族史和南方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将研究引入到更广泛的理论视野,对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是先生对中国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又一贡献。

  我在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学习期间,对于考古材料和民族学结合进行比较研究有些零星的认识,但缺乏一个整体的理论和学科架构。跟随先生学习后,渐渐领悟到不同时期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对于民族考古学的影响。他的《民族考古学初论》被视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拓荒之著。

  在容先生的研究中,人类学的这一方法论是其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他在进行民族志的比较时,问题意识一直是他比较研究的前提。比较异质的东西就是要区别己和他,同时还要超越己和他。如他对黎族纺织与工艺的研究、中国古代屈肢葬的研究、南方民族史研究等都体现出这一方法论的特点。

  作为一名资深的人类学家,容先生也非常重视人类学的应用性和实践性。从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到80年代民族地区的开发和文化传统的问题,都反映了先生对所调查地区人民生活的关心。

  对于学科建设,容先生也是一位敢于创新的学者。从他发表的有关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系列论文中,我们看出先生一直是站在人类学的学术前沿。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他对于学术的追求和创新一直保持着一种年轻的心态,这种心态正是容先生在学术上求真创新的真谛。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

  一生守候文化遗产的老兵

  ——悼念民俗学大家乌丙安

  □ 本报综合

  乌丙安,蒙古族,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辽宁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辽宁民俗学会会长、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名誉会长。7月11日在柏林逝世,享年90岁。

  90高龄的乌丙安,一直奔波在抢救和保护非遗事业第一线。“不要让非遗变成‘非常遗憾’。”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戴着助听器的他,一年有200多天在外面,其中100多天在飞机场,成为了非遗界有名的“空中飞人”。他不停地做田野调查,为非遗振兴而奔走。

  对于乌丙安而言,非遗就是他的生活。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他,只要做起抢救和保护非遗方面的工作,就精神矍铄、充满乐趣。晚辈总劝他“太累了,太苦了,歇歇吧”,而他却认为,自己选择了这个事业就必须做好“要吃苦,也没有‘钱景’”的准备。

  1月13日,乌丙安被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称号;11天后,再获殊荣,成为2017“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度人物”。在他看来,不是“乌丙安”热了,而是民俗学科热了。

  “一生坚守老而弥坚,在守候文化遗产的战线上,他是一名老兵;严把质量不辞劳苦,在守护非遗的大厦口,他是一名守门人,他用时光诠释了对祖国文化的爱,用热血抒写了对民族遗产的情。”这是乌丙安被授予2017“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时,活动推选组委会为他撰写的颁奖词。

  时光回转至1953年。乌丙安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首届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时,身边的老师和朋友们都不看好这个专业,认为常常发表文章的他“白瞎了”,但乌丙安那时起就坚信:传统文化一定会受重视,早晚能热起来。

  毕业后,乌丙安先后在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大学任教,但他不愿意当“大楼学者”,总是冲到民俗研究的第一线,深入田间地头,走访了800多个村庄。

  乌丙安才思敏捷,多才多艺,能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和蒙古语,并会日语、英语和俄语,书法亦佳。通过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考察,他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著书很多,以《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民俗学专著,为中国与国际民俗学事业和民俗学专业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

  在一次论坛活动中,乌丙安说:“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滋养,它在几千年历史中培育起来,和这个民族息息相关。如果传统文化被损毁,本民族发展就会受到严重损害……”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人人都能关注非遗,保护非遗”。

  在2017年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到来之前,乌丙安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非遗论坛上,语重心长地指出:“这些年来,国内外社会文化界人士和媒体对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成就有目共睹、赞叹不已。然而,我们也不能回避,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进程中,还面临着诸多严重挑战。”

  在他看来,现代化急速发展对民族文化生态及非遗活态传承的强势冲击,使许多非遗加速变异;政府的市场经济导向与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方针在实践中产生了矛盾,不合理地开发或过度开发非遗保护项目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他大声疾呼:“非遗保护要依法保护、科学保护。”

  “在利用非遗项目做经济开发前,必须优先制定保护非遗项目的前提细则,否则就会造成误导和歪曲,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就成了一句空话。”乌丙安说。

  言犹在耳,斯人已去。

  听闻乌老去世的消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发朋友圈沉重悼念:“乌丙安先生去世了,听到这一消息我无比震惊。想当年成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乌先生是里面最活跃、最幽默的大学者之一。当年有许多著名学者成为第一批非遗专家委员会委员,是他们奠定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础,也是他们不断地发表文章、提出看法,才让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得以顺利发展,并得到了国家和民众们的大力支持。他们的去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巨大损失。”

  愿乌老一路走好!

  铁肩担道义 书图写人生

  ——忆恩师祁庆富先生

  □ 喜蕾

  中国著名民族学家、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祁庆富,于7月6日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73岁。

  得知恩师远行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先生的音容笑貌,还生动地存留在我的脑海,仿佛拿起电话就可以听到他爽朗的声音,聆听先生的教诲。可是,他老人家确实是走了。恩师的离开方式让大多数人羡慕:午睡梦中,安详离世。像先生一样,坦率、干脆、洒脱。

  我于1998年拜入先生门下,成为他招录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先生是久负盛名的民族学家,著述极丰,在他的严格指导下,我潜心学术,受益良多。

  先生出身于吉林省一个边远山村,凭借过人的资质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是一位颇具家国情怀,希望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的理想主义者。先生说话坦率,走路如风,颇有职业军人的气质。后来,我才知道,他真的当过兵。

  先生不慕名利,甘心学问,做事坚持原则,不媚流俗,不为外力所左右。在北大毕业之初,他曾因资质卓异而被军界高层看中,特选入伍空军。复员后,他被分配到辽宁铁岭的一个街道卫生防疫站工作,后调到铁岭日报社工作。“文革”结束后,先生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师从宋蜀华先生就读硕士研究生,随后留校任教。

  从讲师到教授、博士生导师,先生在民族学领域深耕数十年,出版了《西南夷》《中国少数民族吉祥物》《朝鲜诗选校注》等多部专著、合著,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先后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重大项目,学术领域宽广,成果丰富,影响很大。由先生硕士论文拓展而成的专著《西南夷》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该书至今仍是该领域研究的必备参考文献;先生在国家图书馆发掘并独立校注出版的《朝鲜诗选校注》,在国内以及韩国学术界都具有标志性影响;他与徐万邦合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至今仍是民族学专业本科必修教材。

  先生气质雍容、风度潇洒、声音洪亮、开朗爽快,没有架子,极好相处。学生每每遇到困难,总能得到他的热情帮助。3年间,先生毫无保留的专业指点和严格训练,让我受益终生。

  先生是我见过最勤快的人。他从不把工作当辛苦的事,甚至享受其中。先生做学问的“坐功”十分深厚,除了必须做的事,他几乎可以不出书房,乐在其中。他数十年制作的工具卡片数不胜数,日常积累变成随时检索的个人资料库。

  先生知识广博,爱好广泛,在他的指导下,总有让人惊喜的新知识、新收获。读博的日子里,我们乘坐公交车跑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查资料,去珍本室看善本,寻找绝版珍本;依据文献资料,冒着酷暑走过一个个胡同,寻找朝鲜寓居北京的朝鲜名人故居。遵循着导师的引领,弟子们埋头工作,日子忙碌而充实。

  先生治学一直秉持历史学专业特征,精擅考据,注重挖掘使用第一手资料,分门别类地予以精细考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他逼着自己学会了上网收发邮件,还会利用互联网络在国外的图书馆检索、查阅资料。

  先生既是学问渊博的专家,又是生活的能手。他与师母同出北大校门,数十年伉俪情深,很少让师母做饭。用先生的话说,师母只会熬大米粥。弟子们去先生家,常常是和师母一起吃水果聊天,而先生自己在厨房忙活。毕业后,我们最头疼的就是去导师家不忍心让他亲自做饭,请他出来吃饭又极为困难。

  先生尊重个性,崇尚独立,一生极少因个人的事麻烦别人。师母患病住院期间,家里没有汽车,先生就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间,为师母煲汤煮饭,帮其调养身体,几乎从未间断。师母手术期间卧床不能自理,先生始终陪伴在侧,真情实意,让人动容。

  先生为人豁达、宽容、善良、质朴、达观大气。他生活非常简朴,但一买书就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豪气十足。他经常坐公交车去书店,扛回上千元的专业书籍;去国图查资料,为了省钱吃4元一桶的方便面,但肯花2.5元一页的价钱在善本室整本地复印图书。受他影响,我们搜集资料时,也都是见到有价值的资料就买,忘了成本。

  先生一生帮助过很多人,从来不计较有无回报。他胸怀宽广,一路风雨,职场起伏,都很看得开。他认真做事,坦荡做人,淡然收心。他要求我们独立自主,把精力用在学问上,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路径。

  铁肩强项担道义修自由风骨,书图田野写人生播文化精髓。先生人虽已去,但他的精神与风骨永远存留学生心间,他的治学品格和人格魅力将永远激励弟子们在人生路上不懈前行。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编辑: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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